【新唐人2014年8月26日訊】（明慧記者穆文清綜合報導）關於中共系統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問題，國際社會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經過嚴謹的調查取證和核實，先後出版了三本頗具權威性的著作──《血腥的活摘器官》、《國家掠奪器官》和《屠殺》，詳盡地證實了中共有系統地組織虐殺法輪功學員，強行活摘他們的器官販賣。
《血腥的活摘器官》揭開活摘器官黑幕
「2006年3月17日，一位化名安妮的女士對《大紀元時報》說：‘我的一名家人參與了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手術。這給我們的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安妮所言是否屬實，引發了爭議。中國政府對安妮所言之事全盤否認。另有人根據安妮的話做了一些初步調查後斷定，法輪功學員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覆蓋面遍及全中國。」
這是《血腥的活摘器官》一書的引言開頭，該書的作者是韋斯莫先生在他的談話中提到的加拿大資深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兩人在收到「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主席約翰•卓博士（John Jaw，Ph.D.）的請求報告後，向中共當局提出進入中國大陸獨立調查的請求，毫無懸念地被中共拒絕後，他們奔走於全世界數十個國家尋找證人，訪問曾被中共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各國曾在中國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器官中介商，以及相關的醫生。同時對中國大陸的醫院和醫生進行電話調查。兩個大衛在長達數百頁的書中詳細列出了法輪功學員器官被活摘的五十四種關鍵證據。其中包括三十四位法輪功學員證人無一例外地在關押期間被反覆地、格外仔細地檢查身體和抽血，並單項特別檢查某個器官如心臟的健康狀況。「他們會做胸部和腹部的X光檢查，會做肝臟和腎臟的超聲波檢查。他們會取很多血樣。有時，他們會把血液抽出來，放到八個不同的試管中，這表明他們在做組織配型。也就是，首先檢查看有沒有病，有沒有那種使器官失去利用價值的疾病，同時也在看（被抽血者）和器官受體的血型和組織是不是匹配。他們還做很多尿液檢查，看腎功能是不是健康。」
兩位律師最後得出結論說：「我們的調查報告最終是獨立的。我們不要求人們因我們的身份而相信我們，只是請求人們考慮我們的報告，並做出自己的判斷。調查工作開始時，我們對於該指控的真偽毫無見解。這些指控太怵目驚心，幾乎令人無法相信。我們曾更情願得出‘這些指控是不實的’結論。因為如果指控是真的話，將揭示出我們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令人深惡痛絕的邪惡行徑，凌駕於人類曾經目睹的一切罪惡。正是這種恐怖使我們在難以置信中躊躇。但不可置信並不意味著這些指控是不實的。如果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確實發生了，那麼現場人員要麼是行兇者，要麼是受害者，不存在旁觀者。因為受害者被謀殺後焚化，找不到任何屍體，無法驗屍。沒有倖存者來講述自身遭遇。行兇者不大可能坦白自己犯下的反人類罪。但經過調查，我們還是收集了數量驚人的承認證詞。我們的結論是，大規模強行掠奪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行為已經發生，而且現在仍然在繼續。我們斷定，自1999年以來，中國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機構，尤其是醫院，還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已處死了大量法輪功良心犯，但具體數目不詳。他們的重要器官，包括腎臟、肝臟、眼角膜和心臟，都被強行摘取並高價出售，有時出售給外國人，這些外國人在自己本國往往要長期等待有人自願捐獻此類器官。」
《國家掠奪器官》──專業人士談中共活摘器官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本揭露中共活體摘取器官暴行的新書《國家掠奪器官》（State Organs）出版發行。該書由加拿大人權律師、《血腥的活摘器官》作者之一大衛•麥塔斯和「反強摘器官醫生協會」首席執行主任托斯坦•特瑞（Torsten Trey，MD，PhD）共同編著。彙集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國著名的腎臟醫師、生物倫理學教授、醫生等提供的大量事實、統計數據、證人證詞及分析意見，呈現了十二個不同角度與不同層面的論文，揭示在中國發生的強行活摘器官的非法行為。這本書是《血腥的活摘器官》一書的補充，側重從醫學角度探討如何制止這一反人類罪行，內容包括前一本書沒觸及過的諸多層面，作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多層面解讀中國器官移植被濫用的問題。
第一篇論文的作者是德國醫生托斯坦•特瑞博士，他介紹了本書的主題。他的文章分析了器官來源的問題，顯示中共自己承認的移植器官來源於死刑犯的說法無法解釋中國如此大規模器官移植產業的供體來源。
在第二篇文章中，紐約大學生物倫理中心主任亞瑟•卡普蘭博士（Dr. Arthur Caplan）從醫學倫理角度解析中國未經同意強取器官的做法，並為醫生們列出可能的選擇，提醒人們醫學界有責任阻止這樣的罪惡。
馬來西亞吉隆坡醫院，高級顧問兼腎臟科主任Ghazali Ahmand 醫生在第三篇論文中分析了器官移植旅遊在馬來西亞的轉變，馬來西亞病患在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治療從二零零六年以後發生的變化。
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撰寫的第四篇文章基於他對中國活摘器官事件的調查，以及在此調查基礎上做出的一個中共虐殺法輪功學員強取其器官的數目。
第五篇論文的作者張而平講述了中國器官移植的歷史和法律，解釋了為甚麼法輪功學員很容易成為活摘器官的對像。
在第六篇文章，大衛•麥塔斯分析了與葛特曼同樣的問題，只是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但兩者得出的結果非常接近。
第七篇文章中，大衛•喬高和揚•哈維（Jan Harvey）提供了中共強取器官的時間表，和這件事情與法輪功的關係透視，並講述了四個特定個體受害者的故事。
第八篇文章的作者，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教授、Sheba醫學中心心臟移植總監Jacob Lavee博士，講述了他的一位病患在中國接受心臟移植，並引發以色列立法禁止到海外進行來源非法的器官移植的過程。
美國加州大學David Geffen醫學院腎臟和胰臟移植項目醫學總監Gabriel Danovitch醫生在第九篇文章中詳細闡述了科學家遵循道德標準的責任，醫學期刊在發表醫學研究結果時應當有道德標準。
第十篇文章中，阿恩•施瓦茨（Arne Schwarz）闡述了中國臨床試驗移植相關藥物的問題，以及藥廠如何應對中國器官移植不道德的問題。
最後一篇文章由悉尼大學的辛格教授撰寫，她呼籲大家站出來結束在中國發生的不道德的強取器官罪行。
《屠殺》與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新證據
《屠殺》是伊森•葛特曼最近（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出版的關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新書。為撰寫這本著作，葛特曼自己進行了實地考察和難民採訪，共採訪了一百個證人，包括一名外科醫生。該醫生對中國大陸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曾親身經歷和直接了解。
葛特曼在成書過程中還採訪到一位台灣醫生。這位醫生向葛特曼敘述了去大陸尋找器官來源時，與中共官員討價還價，獲得器官「國內價」的過程。大陸官員們明確表示，將保證為這名台灣醫生成批提供全部都是「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葛特曼採訪到的這名台灣醫生認識許多病人，其中有許多是老人，他們急需腎移植和其它器官移植。這名醫生在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五間，到中國大陸尋找器官源，找到中共相關部門的官員，官員們與這名醫生出去吃飯、唱卡拉OK，一邊娛樂一邊談買賣。這名台灣醫生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親兄弟，希望能夠以國內價拿到腎臟，而不是賣給外國人的高價（當時是六萬五千美元一個腎）。
中共官員們回答說他們考慮後再給答覆。第二天下午四點，台灣醫生接到消息，中共官員說已經與各大醫院的負責人商量過了，不僅會以中國國內價提供腎源，而且鑑於這名醫生擔心犯人器官容易由於肝炎感染或者健康狀況不行而影響質量，官員說，他們提供給這名醫生推薦病人的器官會全部都是「法輪功器官」，並說：「這些器官是最好的，因為他們（法輪功學員）不抽煙也不喝酒，煉的功很有效。」
葛特曼表示，這本新書《屠殺》成書過程共歷時七年，一年構思和策劃，五年時間調查和專訪，一年時間出版。受訪者不只是包括逃離中國的法輪功學員，還有中共體制內的人物，包括勞教所所長、醫生、原中共六一零官員等。
從疑慮到確信
提到中共系統地組織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時，不少中國大陸的同胞不相信，或者說不敢相信這樣殘酷的事實。其實不只是大陸同胞，國際社會也有許多人，包括介入調查此事的一些專業人士，初次聽到時也不敢相信。但毋庸置疑的事實讓人們不得不確信這令人神共憤的罪惡正在發生著。
澳洲全國公民委員會主席（President of National Civic Council）、「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成員之一彼得•韋斯莫（Peter Westmore）就是一個例子。二零一零年底，韋斯莫先生曾公開講述了他個人從一開始不相信活摘器官，到後來介入調查，並進一步廣泛了解法輪功被迫害真相的過程。
韋斯莫先生說：「我清楚地記得我與法輪功學員的第一次接觸。那時我已經知道，法輪功學員有時會去拜訪一些較多介入公共生活的人，如政治家和其他一些社會人士。那一次兩名法輪功學員敲開了我的門，詢問他們是否可以跟我講一講中國發生了甚麼樣的事情。他們告訴我有關法輪功學員如何在中國被逮捕、迫害，並被強摘器官而致死的情形。坦率地說，當時我根本不相信兩位法輪功學員所說的。為甚麼呢？因為我是個非常關心政治、關心公眾事務的人，每天都關注世界各地發生了甚麼事，但我從沒聽到過任何關於這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信息。我認為如此恐怖的事情如果真的存在，我肯定是應該知道的，所以我很懷疑那兩名法輪功學員所講述的事情的真實性。儘管如此，這件事情本身還是在我腦子裏留下了一個印象。」
「法輪功學員離開數小時後，為了驗證我的疑慮，我坐到了電腦前。我想如果這件事情真的存在，那麼我一定可以從谷歌搜出點東西來，真的假的一看不就知道了嗎？我的意思是，假如它是真的，必定是有證據在某個地方。如果人們真的被活摘器官，那麼中國必定有一個大的移植產業。所以我在谷歌（google.com）的搜索框中輸入‘移植’（transplant）和‘中國’（China）兩個詞。隨即，我看到大量英文器官移植廣告出現在英文網站上，都是中國的醫院針對講英語的外國人和其他外國人所做的器官移植廣告。這些廣告聲稱，器官移植手術可以立即進行，如果出了差錯，兩週之內將提供新的器官！我下意識地反應是這是不可能的，誰也做不到這一點！我本人來自醫學背景，我好幾個親兄弟都是醫生，所以我知道，在以良好的醫療制度著稱的澳大利亞，如果一個移植手術失敗了，要得到下一次機會，至少也有兩年的等待期。而在醫療體系並不健全的中國，竟然打出這麼多廣告說第一次移植失敗了，兩週之內即可進行第二次移植手術！這在正常情況下絕對不可能！現在他們真的做到這一點，那只能靠殺人！因此，我得出結論：那兩位法輪功學員告訴我的事情是真實的。」
「於是我回過頭去聯繫那兩名法輪功學員，他們給了我兩個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的名字，他們對此事進行了調查並寫出了調查報告。我取得了這份報告的一個副本，比我自己通過谷歌進行的簡短搜索要詳盡得多，報告令人信服地得出結論：在中國確實存在一個類似一條生產線一樣的、組織嚴密的謀殺程序，政府和軍隊都參與其中。整個流程必須包括警察、醫院的運營者、監獄系統的運作者，他們形成一條生產線，虐殺法輪功學員。之後大衛•喬高到訪澳洲時，我有幸結識了他。我送他到堪培拉會見了一些我認識的政治家，他跟很多國會議員講述了這可怕的人體器官交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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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情促使我更加密切地關注法輪功問題，我也開始深入地調查法輪功學員的信仰，到底是甚麼讓中共政府將這一群民眾視為‘罪人’。但最起碼的底線是，即使是有罪的人，也絕不應該活摘他們的器官。然而真正的事實是，當我深入了解到這些人（指法輪功學員）所做的，他們不但不是罪人，而且實際上是在維護著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們應該秉持的最好的普世價值。因此，（中共）稱他們是罪犯完全不符合事實。相反，這些人其實才是真正的英雄，他們因敢於站起來維護自己的原則而被殺害。所有這些讓我意識到，面對（中共）肆意犯下的這些謀殺的罪行、這種形式的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我不能袖手旁觀。國家是同謀，政府是同謀，而遇害者是自己的人民，如果他們能對自己的人民做這樣的事情，就不能對我們做嗎？我們也是人，對他們來說是外國人。一個政府可以如此殘酷地迫害自己的人民，那還有甚麼他們不能對落入他們手中的外國人做的。這使得我相信，像澳大利亞的國家處境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過度依賴於（中共）這樣一個以如此殘暴的方式迫害自己的同胞的政權。」
「這是我介入調查迫害法輪功真相的簡短故事。當我了解法輪功學員越多的時候，我就越佩服他們，因為他們的勇氣和堅定，也越感覺到站出來為他們發聲的重要性。比較關注社會的活躍人士，像我這樣的，本人不是法輪功學員，但是佩服法輪功學員的人士，應該站在他們身後，告訴他們：他們所信奉的，為其生為其死的那些普世的價值和原則，是彌足珍貴和慶賀的。我很高興自己能與他們關聯在一起，特別是因為他們所代表的（價值觀）和他們所遭受的苦難。我十分敬佩法輪功代表的信念──‘真、善、忍’，因為這些是任何文明社會所必需的原則。在中國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法輪功修煉者，這是一件非常殊勝的事情。他們能夠輕易地放下自己的個人憂慮，花費大量時間和努力告訴人們這個問題有多重要，這個問題的起因有多重要。我很高興自己曾與法輪功學員見面，我也很佩服他們所堅守的立場和他們所做的一切。我自認為是一個愛國的澳大利亞人，也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徒（編者註﹕韋斯莫先生是一位天主教徒），我確實看到法輪功所弘揚的價值觀，給人以非常深厚的宗教靈感。我覺得這些價值對社會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是基於純粹的個人主義和純物質主義，坦白說，我認為沒有‘真、善、忍’的更高原則，這個社會就不能夠溶合在一起。社會的延續是因為我們能夠善待彼此，而不是因為錢的存在，這是一個社會存在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