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共殺中國人的歷史，有目的的殺人可分為三大部份：
一、殺富人
中共奪取政權前後，搞土改，對農民進行階級劃分。本來靠節衣縮食，勤奮耕作，歷經數代人的積蓄而有了些財產的農民被劃成了地主。古今中外，能積德和勤勞的人發家這都是非常自然的事。可中共為了掌控所有的社會資源及為了誘使普通民眾跟隨它，就將地主殺死，而後搶奪他們的財產，美其名曰：打土豪、分田地。可是分到土地的農民交給中共的公糧遠比交給地主的租子要多的多。過不了多久，一搞人民公社，又全部充了公，完全成了中共的資產。就是到今天，農民有權買賣自己耕作的土地嗎？同時中共又混淆黨國的概念，明確告訴老百姓，說土地是國家的，其實是中共自己的。
工商改造時，那些資本家又有多少被逼死？一九五二年一月以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為藉口，搶奪資本家的錢財。《九評共產黨》中講「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彙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
二、殺能人
中共殺人十分奸詐，常常以美麗的謊言作藉口。一九五七年，中共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幌子，號召知識份子和群眾對它提意見。不要說知識份子，就是普通的群眾能對中共提出意見和建議的也都是些有見識的人，這些人其實是社會發展和穩定的基石。可是中共為了達到獨攬天下的目的，不容許有絲毫的異音，結果一下子劃出了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子」（這是中共自供的數字，實際應該在一百萬以上）。致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很多人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賤民生涯。這樣一來，還有誰敢不與中共保持一致！
到了文革，中共操縱學生對老師進行批鬥和打殺。還宣揚什麼知識越多越反動。老師是教書育人的，知識份子是人類進步的必要條件，這些人遭到虐殺，那社會能有個好嗎？結果達到對中共的高度愚忠。中共的政權穩固了，可整個中國社會除了在瘋狂擁護中共黨魁的所謂英明之外，卻一片死寂，毫無生機。
文革將中國經濟拖到幾近崩潰的邊緣，迫不得已搞改革。可是中國社會才有了一些起色，它又抄起了屠刀對準了大學生。大學生對民族、對國家有熱忱，對未來充滿希望和憧憬。他們單純，有知識，有抱負，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可是當他們向政府表達自己的願望時，中共卻用機槍和坦克對他們作了回答。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學潮震驚世界，讓全世界見識了中共的血腥本色。
三、殺好人
中共在北京屠城時，現場視頻在海外媒體上被公開播放。可是面對血淋淋的現實，中共卻矢口抵賴，說對學生沒開一槍。光天化日下的屠殺都能否認，那些被綁架到秘密場合的人所遭遇的虐殺就可想而知了。
法輪功學員是以真、善、忍的標準指導自己修煉的人，這些人是純粹的好人，可是中共迫害法輪功卻異常血腥。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江澤民召開中共中央高層會議，下達了開始迫害的命令。上萬名武警荷槍實彈進入北京，周邊軍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七月二十日，江澤民下令進行了一場遍及全國範圍的大逮捕，所有被認為是法輪功「骨幹」的成員都被中共拘留或帶走問話。江澤民下達的迫害指令是：「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為挑起仇恨，中共一手導演了天安門自焚偽案。在對法輪功長達十五年的迫害中，有據可查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近四千人，而這只是實際迫害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被活摘器官而焚屍滅跡的有數萬人，在各種場合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不下百萬人。可是這一切卻都被中共秘密掩蓋著。
當然，富人、能人、好人的品質往往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品德、技藝、財富在一個人身上顯現的機會非常多。中共殺這樣的人，就是在毀壞中華民族的根基。當這樣的人被大範圍的打倒和殺害後，普通的民眾被虐殺就成為必然的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發生的大饑荒中，有四千萬中國人被餓死。日本讀賣新聞曾經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二十九省市進行統計，整個文革波及遭殃者至六億人，占中國人口的一半左右。據《九評共產黨》引述的資料，從一九四九年以後，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中共對中國百姓的虐殺，對中國社會道德的破壞，是造成當今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而中共在製造這些罪惡時又無一不是依靠謊言欺騙民眾。中共才是真正的反華勢力。對此，中國人應有切身體悟。迷信或盲從於它，就會增加無辜民眾的災難；退出它，就是在減少被迫害民眾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