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6日訊】(美國之音華盛頓電)據中國官方統計，微博用戶已經超過3億人，微信用戶人數也超過了3億。隨著社交媒體越來越普及，中國政府對社交媒體的控制和審查也越來越嚴厲。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看到了社交媒體作為公共關係平臺的重要性。
網絡和社交媒體迅速發展的同時，習李政府也在加緊對網絡言論的控制。據媒體報導，中國目前大約有200餘萬網絡評論員。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今年公布了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大力打擊網絡謠言，逮捕了多名包括薛蠻子等人在內的微博大V。
哈佛大學伯克曼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的蒂費克奇 (Zeynep Tufekci) 說：“在網絡上我們可以看到大量來自公民的聲音，我們也看到政府在注意人們網上的言論。政府除了監管外，有時也會回應，甚至會以鎮壓的方式回應，特別是對涉及集體性行動的言論。這顯然是不民主的行為，但是，我們也看到有一些例子，腐敗的問題得到解決，政府通過社交媒體了解到人們的不滿。”
毫無疑問，我們已經看到了社交媒體在揭露官員腐敗問題上所起到積極的作用，例如網友在微博上揭發雷政富等官員，一方面為中央政府監督地方政府提供了新的平臺來獲得信息和民意，另一方面也讓人們有了新的表達渠道。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技術創新中心的創辦主任達雷爾•韋斯特 (Darrell West) 說他今年在北京的時候，看到網絡和社交媒體上人們對政府、腐敗和北京的空氣質量等問題的言論。但是，社交媒體在埃及、土耳其等國家發生的社會運動和政權交替中起到的推動力量令中國政府意識到互聯網審查的必要性，人們的言論自由仍然受到限制。
韋斯特說：“他們不希望發生的事情是政權的改變。他們不想讓人們談論民主，他們不想有革命的發生，所以這些話題在中國顯然是受到審查的。”
哈佛大學教授加里•金(Gary King)在《美國政治學評論》上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有著多樣化且高效的審查機制，中國的網絡審查者嚴格審查集體性行動，因其對政權可能產生的威脅。而允許批評性言論的存在，讓中央政府可以對地方政府進行監督，可以對地方領導人的表現進行評估。
蒂費克奇認為，對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審查讓組織集體性行動變的更困難，但是人們會用各種工具和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她說：“如果最根本的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那麼最終仍會導致集體性行動的發生。我覺得審查能阻止的事情是有限的，最終該發生的還是會發生，甚至會導致更大的危機。政府的監控也許看起來是聰明的做法，但從長遠來看，可能適得其反。”
中國政府在對網絡審查投入大量資源的同時，也已經意識到新媒體的重要性。例如，山東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在8月審理薄熙來案件時，通過官方微博發佈了庭審現場的信息。由國務院辦公廳主辦的中國政府網也在今年10月正式開通了官方微博和微信。
韋斯特說：“中國政府正在試圖弄清楚如何使用這些新媒體工具。除了報紙和電視外，現在又多了社交媒體這個信息傳播工具。政府部門已經開始設立官方的微博和博客。他們不想讓社交媒體僅僅成為人們表達對政府不滿的工具，他們希望使用同樣的工具來傳播信息。”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報告，中國網民數目截至今年6月底已經有5.91億人，是全球第一。但是，2013無國界記者公布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年度報告中，中國排名全球倒數第七位。報告指出：“中國在相關領域仍然‘沒有出現任何改善跡象’，仍有大批記者和網民遭到關押，從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網民監獄’。”
